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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 孙治平先生访问初记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李金强博士

孙治平先生（1913-2005年）为孙中山先生的嫡长孙。其父孙科（1891-1973年）早年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历任党、政要职，官至广州市长、行政、立法、考试三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治平先生于1949年后南下香港，以商贾谋生。至1965年，随父返回台北定居，然经常来往台、港两地。2003年6月8日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安排下，笔者得与治平先生会面，并于北角海逸酒店进行两次口述历史，访谈其生平，并及孙中山一家活动的亲闻目睹。时治平先生已达90岁高龄，然忆述往事，娓娓动听，言谈间流露自然谦冲的平实性格。至2005年4月6日竟然离世往生，殊足令人感念。去世前曾以孙中山长孙而获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并为香港即将成立孙中山纪念馆的顾问。本文即为治平先生两次口述历史中有关其个人生平部分，现整理缕述如次，以兹纪念：

李：请介绍您自己。

孙：我12岁的时候，祖父孙中山过世。大约3、4岁的时候，跟他相处了一段短时间，因年幼不大懂事，只知道称呼他为"阿公"。我们两兄弟均在美国出生。我于民国2年（1913年）11月出生。先父当时在加州大学读书，毕业后转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升学深造，并于美国跟我母亲（陈淑英）结婚。我的母亲是檀香山华侨，于檀香山长大，二人于檀香山认识。我出生后一年半，民国3年（1914年）初我弟弟也出生，均生于柏克莱市的医院。当时同由一位美国女医生接生，其丈夫也是医生，日后去柏克莱读书，两人曾请我们兄弟饮茶，只有他们知道我们二人的底细。而我父亲往纽约深造之际，母亲带同我们兄弟二人返檀香山娘家，当时大约2、3岁。

民国成立后，母亲带我们返国，父亲已先回去，大约是3岁，坐船返国。起初，居住在澳门，与祖母卢太夫人一家同住。跟堂兄（孙眉之子孙昌）两房同居一古老大屋，后搬去一两层的澳门式洋房，即现今国父纪念馆所在地。大约1928年澳门火药库发生爆炸，当时葡萄牙人的兵房位于洋房对面，兵房后山即为火药库。爆炸过后，发现通往二楼的楼梯严重移位离开了墙，上落非常危险，遭到结构性损毁，被迫拆除，重建成今天的国父纪念馆，纪念馆前皆空地，现在成为马路。

我小时候曾入读书塾，搬到澳门后入读小学，名称记不起。直到父亲当广州市长之际，我们一家迁往广州东山，我亦转往培正小学就读，当时两个堂兄孙满、孙干则在培正中学读初中，我们兄弟二人读小学。他们二人寄宿，我们兄弟则住在家里，有专人接送上学、放学。在澳门居住期间，祖母卢太夫人逢星期日必带同我们二人前往白马巷浸信教会上主日学，初期听到莫名奇妙，不太明白，至广州读书，开始有认识。

北伐时期（1928年），祖父已过世，我们二人随军北上，当时大约为初中时期。宁汉分裂时，于汉口住了约一年，当时请私人任教习，专为国民党子弟服务。及后前往上海，于沪江大学附中入读初中一，只读了一个学期左右，便返回广州。回忆读书情况，从未在同一间学校就读三年以上，大学情况亦如是。返广州，仍住东山，入读岭南初中三及寄宿，后往培正入读高中。初中三年级时，因身体不好，母亲决定不去寄宿，住在家里，在培正高中毕业。当时两间学校均在广州是数一数二，不少港人及华侨子弟入读。有一部份同学知道我的身份。老师也知道，但没有任何优待，跟其他人一样。及后，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读文科，至大三时日本侵华，当时大四才选系，未及选系已被迫停学。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身在香港度暑假，半年没读书。我曾协助青年团筹款，并请医生从军，因当时军医严重不足。当时组织了三队，随军北上。至组织第四队时，我已离开香港，再没有联络，前往美国入读加州柏克莱大学。大学要求重读大三，后来一名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建议我跟教务长商讨，争取承认上海圣约翰大学所修的学分。当时刚好上海圣约翰大的章程在手边，科目包括大一至大四，圣约翰大学大部份课程均有美国人授课，只有中文除外，由中国人教，经再三商讨，终于承认于圣约翰大学大三第一学期所修的学分。再修读一个学期大三，便升上大四修读政治经济。加州大学毕业后，往纽约大学修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当时不少纽约大学的经济学系教授于华尔街工作，日间工作，夜晚授课，都是著名的教授。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中日战争关系。撰写毕业论文期间，碰上珍珠港事变，海空交通停顿，因此毕业后未能返港，硕士论文曾交出版社，可惜不能出版。

当时生活有点困难，身在重庆的父亲，吩咐外交部安排我进入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担任随习领事，月薪100多块美金。其时，弟弟尚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修读硕士。珍珠港事件前，我两个妹妹穗英、穗华从欧洲来到美国大学就读。假期的时候，我会飞往加州跟弟妹团聚。

抗战期间与宋子文保持联系。当时大使馆设于美国华盛顿，身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亦在美国，我则身在纽约。美国提议组织联合国，盟国成员于旧金山举行成立会议。宋子文点名吩咐我以中国代表团的秘书身份一同前往。与会期间，顾维钧的儿子，当时已考取博士学位，亦同为秘书之一。顾维钧英文极佳，被任命为团长。有一次，有重要文件送往华盛顿驻华大使馆，自告奋勇，遂以联合国代表团名义向航空公司买机票，由我坐飞机负责送往华盛顿，恐怕遗失文件，至为紧张。当时中国为联合国五强之一，中文是官方语言，因此开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以中文表达，即时传译成各国语言。

抗战胜利后返国，辞去外交部职务，不想做官，往上海做生意。1949年后夏天离开上海，转往香港从事出入口贸易。当时从上海银行行长的消息中得知共军推进，已进入浦口，不久直入南京，并派先头部队前往苏州。此时，身为行政院长的父亲听从老总统蒋介石命令撤往汉口，后再南撤。政府一部份向广州撒，另一部份撒往海南岛。我亦随同南下，乘最后一批行政院专机往广州，再转往香港，约于1949年8、9月间随父母亲到港。父亲于1949至52年间亦留在香港，后乘法国船往欧洲。我则留港做生意。1965年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庆祝，父亲应台北之邀出席，由美国坐飞机先往东京，至东京与驻日大使魏道明见面。而我夫妇二人亦飞往东京与父母会合，一同游览东京，并拜访当年与孙中山革命有关系的人。游览祖父曾到过的地方，更前往神户孙中山纪念馆参观。其后更与该纪念馆保持联络，不时寄来有关刊物，并邀请出席孙中山纪念活动。之后转往台北出席纪念活动。1965年10月末抵台北。活动后老总统提议父亲留台居住，父母本想返美，最后留台，父亲并被委任为考试院院长，我亦结束香港事业留台。而我在朋友介绍下，与来台的上海人、宁波人一齐做生意。政治参与方面，我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及后补委员。但我对政治兴趣不大。

李：你对当时香港的印象如何？

孙：小时在广州读书，每一年，或隔一年都来香港度假，曾于浅水湾游泳，当时甚少人游，故不穿游水衣，十分爽，游得特别快。城市建设比广州先进、洋化，但比不上上海繁荣。上海较大，人口较多，当时香港车辆也不多，没有多少间巴士公司，汽车过海，都坐油麻地火船，没有隧道。我在港做生意，多与岭南同学来往，岭南大学不少同学来自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百货公司的后人，上述公司均是中山人所开。而母亲跟我们来港时即住在永安百货所属的酒店。

2005年3月23日于甘棠第举行了孙中山纪念馆的荣誉顾问会议，会后各荣誉顾问拍照留念。后排左起：梁洁玲馆长、李金强博士、陈特楚议员、陈捷贵议员和丁新豹博士。前排左起：吴伦霓霞教授、孙治平先生和陈守仁博士。